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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年八月的一天，一队蒙古骑兵出现在草原上。他们个个披坚执锐，队伍中还有几辆牛车，车上的东西一律用白布包裹着，看上去充满肃杀之气。

队伍抵达克鲁伦河上游的斡儿朵时，一群妇人已在此等候多时。有人认出来，为首的四人，是被尊称为“四大妇”的成吉思汗宠妃孛儿帖、忽兰、也遂、也速干。

原来，牛车上用白布裹着的正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临时棺椁。

▲成吉思汗画像。图源：网络

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可汗的灵柩需要在每个大妇的斡儿朵（宫帐）中停留一日，以供诸王、公主祭祀瞻仰。

得知消息的蒙古王公立即从驻地启程，前往此处跟自己最尊敬的可汗作最后的告别。但，因为大蒙古国疆域辽阔，一些王公抵达之时，葬礼已过去三月之久。

根据蒙古人“幼子守灶”的传统，成吉思汗的葬礼由四子拖雷主持。明人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成吉思汗的遗体被安置在一块巨型的梡木中间，梡木外面刷上漆，用黄金做的圈箍住。送葬的队伍陪灵柩走过一段路后，这口巨棺就被重新放上牛车，运往蒙古人的“大禁地”安葬。

葬礼结束后，成吉思汗生前骑乘的良驹连同四十名蒙古贵族少女全部被杀死，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驱使。而在成吉思汗遗体入土为安后，一群蒙古士兵立即驱使上千匹战马将坟冢踏平，“驰万马踏平之，列骑环坐，至草生弥望不可复识，乃驰去”。同时，当着母驼的面，杀死一只驼羔，并将它的血泼洒于墓地之上。

待到来年万物复苏之际，主持葬礼的送葬官再将母驼牵回，它停留的地方，便被认定为成吉思汗的墓葬所在地，各部族的王公遂在此展开祭祀。等母驼老死，成吉思汗的具体埋身之地也就成了历史谜团。

考虑到元代以前帝王墓时常被盗发，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元朝皇帝继续沿用成吉思汗留下的丧葬传统，所以元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帝陵从未遭盗发的朝代。

那么，成吉思汗究竟葬于何处？这个问题，近八百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具体的答案。连成吉思汗因何而死，也是个历史谜团。

有人说，成吉思汗坠马受伤，病重而死，有人说他被西夏王妃刺杀，也有人说他是在征伐西夏时中箭阵亡，还有人说他是遭天打雷劈而死……根本没人说得清他的死因。不过，成吉思汗年过花甲出征西夏，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元史》《蒙古黄金史纲》《史集》等一批权威史册中，对成吉思汗之死多采用“不豫”“患重病”“已病了”等表述。

据这些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似乎已预感自己时日无多。

他派人召来了自己与结发妻子、大皇后孛儿帖所生的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托雷。这四位王子在成吉思汗奠定蒙古帝国版图时出力甚大，成吉思汗去世前必须安排好他们各自的使命。

由于长子术赤是在其母孛儿帖被蔑里乞人掳走时所生，故其本人在部族中的威望不高。于是，成吉思汗命术赤掌狩猎，负责训练蒙古新兵，为蒙古帝国的继续扩张提供后勤助力。而次子察合台为人严苛、固执且不尊兄长，所以成吉思汗对这个儿子又爱又恨。他同样没有令察合台继承汗位，而令他掌札撒和法律，专门管理对罪人的惩处。

尽管蒙古有“幼子守灶”的习俗，但成吉思汗同样没有让四子中年纪最小的拖雷继承汗位。这是考虑到拖雷历来与长子术赤关系最佳，若令拖雷继承汗位，则四个儿子有一天必然走向互相攻讦。成吉思汗前半生颠沛流离，见惯了亲人离散、兄弟背叛，自然不希望其死后黄金家族内部出现利益分配不均而互为仇敌的局面。

两相权衡下，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反倒成了最后的赢家。

▲成吉思汗继任者窝阔台汗。图源：网络

1227年，成吉思汗驾崩。临终前，他还是不太放心自己的安排。考虑到此时西夏未灭、金朝仍在，他给窝阔台、托雷兄弟俩出了两条“毒计”：其一，秘不发丧，待夏主来降；其二，联宋灭金，各个击破。

在成吉思汗的安排下，西夏很快遭遇灭顶之灾。蒙古骑兵对投降的西夏君臣进行了报复性杀戮，拥有近两百年辉煌历史的西夏文明自此销声匿迹。

而南宋，此时虽已察觉蒙古人的狼子野心，却无能为力。

窝阔台遵照父汗遗愿，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立即派出李邦瑞、速不罕、王楫等人使宋，向宋朝方面提出“借道、借师、贷粮”三大要求，并委派四弟拖雷率兵入汉中，进攻四川，给宋朝方面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

蒙古人双管齐下，宋朝也不甘示弱。听闻使臣速不罕为借道沔州（今陕西略阳）而来，沔州守将张宣二话不说，立即派人诱杀速不罕，用行动证明自己死守当地的决心。然而，这样的威胁对铁蹄已经南下的蒙古骑兵而言，毫无作用。在拖雷大军的进攻下，宋军节节败退，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更是临阵脱逃。蒙古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仅在四川一地，就劫杀百姓逾十万。

迫于蒙古强悍的军事压制，南宋只能同意“联宋伐金”战略，并派出使节赴蒙商议攻金的具体作战计划。

绍定六年（1233），南宋使臣彭大雅、徐霆奉命访蒙。在与蒙古人商讨完共同伐金的事宜后，两人前往所谓的“大禁地”谒拜成吉思汗。

二人在使臣见闻录《黑鞑事略》中写道：“（徐）霆见忒没真(铁木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未知果否。”又记录道：“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

这也是记录成吉思汗葬地最早的文献。从彭大雅的角度，当日他们抵达传说中的“大禁地”后，曾看到那里的成吉思汗陵方圆三十里内插箭矢以为墙，并有骑兵日夜巡逻警戒，防止霄小逾越雷池。

▲成吉思汗雕像。图源：摄图网

出使归来，二人向宋理宗复命。理宗皇帝对成吉思汗身后事也颇感兴趣，遂问他们所见所闻。徐霆表示出使日久，早已忘却参拜事宜，“大禁地”的具体位置或有不准，毕竟成吉思汗“其墓无冢”，难以辨认。

成书于14世纪初的世界通史巨作《史集》，却基本上采纳了彭大雅关于成吉思汗陵样貌的记载。该书还指出，成吉思汗的葬地就在离他出生地仅六天路程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中。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史集》的作者拉希德丁认为，这座山对成吉思汗意义非凡。当年，孛儿帖被掳走，成吉思汗被追杀，羽翼未丰的他正是躲于此山三天三夜，才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而拉希德丁在研究“不儿罕合勒敦山”与成吉思汗的关系时也发现，这位曾经征服了亚欧大陆的汗王生前最喜欢来此打猎，并曾在此对身边随从表达自己日后愿葬身于此。另外，拉希德丁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史料也指出，成吉思汗生前已下严令，确立此处为黄金家族禁地，外人误入，格杀勿论。

由于拉希德丁是蒙古帝国分裂后四大汗国之一伊利汗国的丞相，且他编撰《史集》时曾得伊利汗国合赞汗、完都汗的鼎力协助，编撰团队中又有当时来自中国的学者，克什米尔的喇嘛，以及一个蒙古人。所以，西方研究蒙古史的学者普遍较为认可这段记载。

但，编撰于明朝的《元史》却不太认同以上观点。在记载成吉思汗驾崩这段历史时，明朝大臣挥笔写道：“二十二年丁亥（1227）……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起辇谷在哪，主持编撰《元史》的宋濂等一众文臣并未明指。

经过蒙古史学家亦邻真的研究，“不儿罕合勒敦山”和“起辇谷”最终有了具体所指。运用语音学勘同的方法考证，亦邻真指出，“不儿罕合勒敦山”应为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侧150公里外的肯特山；“起辇谷”则应为蒙古史中记载的“古连勒谷”，其位置大致位于今天肯特山以南的“怯凉格河”流域，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多数蒙古汗王都葬于此处。

不过，来自中国社科院及中央民族大学的色音、佟德富、陈喜忠三位教授之后又提出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史集》一书中，关于成吉思汗陵墓位置的描述还提到过两个关键的地名，一个叫“不-温都儿”，一个叫“忽儿班-客赫惕”，这两个地方都是“怯凉格河”的发源地，也在成吉思汗陵寝所在的“大禁地”区域内。这应该位于蒙古故都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因为，翁金河古称怯凉格河，其历史记载可追溯到突厥人称霸草原的时代。另外，在蒙古名相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的书中，也曾出现过将翁金河称为“禁地猎场”的记载，所以三位教授坚信，这与成吉思汗陵所在的“大禁地”有直接联系。

成吉思汗去世时间正值“三伏天”，如果当时没有采取及时的防腐措施，无论遗体最终是运往肯特山还是翁金河，不出三日必然腐败，这显然违背了蒙古族萨满教的灵魂信仰。所以，有学者认为，为保成吉思汗顺利魂归天国，或许从一开始成吉思汗陵就不存在。

▲蒙古国肯特山风景。图源：摄图网

无独有偶，在一则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的蒙文史料中也有类似记载。该史料称，成吉思汗的真身早已择时、择地“天葬”。

尽管无数专家至今仍坚信成吉思汗实施的是“土葬”，但在没有具体确定成吉思汗真身所在之时，这一切仍只是历史的猜想。

没找到成吉思汗魂归之地，在亚欧大陆上人口庞大的黄金家族，又该如何祭祀先祖呢？

作为草原上的“一代天骄”，关于成吉思汗的祭祀自始至终都是草原上的大事。据《史集》记载，由于成吉思汗实施“秘葬”，所以母驼死后，就连送葬官和守陵户也找不到当初下葬时所做的标识。考虑到祭祀活动年年都有，窝阔台汗遂下令仿照成吉思汗生前居住过的营帐，将成吉思汗生前的衣物、兵器、箭筒等供奉起来，建立八座白色毡帐，起名“八白室”，以代陵寝，让后继之君得以在每年的祭祀中追念先祖。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入主大都（今北京），仿照汉法昭穆排序，在皇宫内盖了一座太庙，确立元朝的“八室神主”制度。于是，在“八白室”之外，又多了一处官方祭祀成吉思汗的场所。

成吉思汗死后，以其孙拔都（术赤次子）为统帅，诸王子贵由（窝阔台汗长子）、蒙哥（拖雷长子）等从征的“长子西征”拉开了帷幕。拔都西征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蒙古大军一举征服了斡罗思（今俄罗斯）的七大公国。作为战败者，莫斯科王公米哈伊尔被迫前往金帐汗国都城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城北）觐见拔都。而拔都为了告慰成吉思汗的在天之灵，战胜之后全军在斡罗思举办了一场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米哈伊尔前来，拔都即令其向成吉思汗画像行礼。可米哈伊尔信奉东正教，认为依照萨满教习俗对成吉思汗行跪拜礼是种耻辱，于是断然拒绝，最终被拔都活活打死。

可见，对成吉思汗英灵敬奉的礼仪，当时已经完全贯彻落实至蒙古人的各项大小活动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成吉思汗的牌位、画像连同其他元朝先帝的祭祀神主也一同被迁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直至徐达北伐，残元势力最终将成吉思汗的神主祭祀移回故都哈拉和林。

返回草原重启“八白室”对成吉思汗的敬奉，却未能让蒙古勇士东山再起。一股不团结的气息逐渐在草原上蔓延开来。

以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为首的蒙元贵族，见北元宗主无法号令群雄，遂决定以北元太尉的身份发动叛乱，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过程中，北元可汗本雅失里被马哈木杀害，北元彻底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别由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的后裔阿岱和拖雷的后裔答里巴管理。

▲鞑靼部首领马哈木。图源：影视剧照

仗着强大的军势，马哈木之子脱欢在父亲去世后公然与阿岱决裂，并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将其打败。阿岱为了活命，只能跑到成吉思汗的“八白室”中躲避。据《蒙古源流》记载，脱欢根本不给早已死去的成吉思汗面子，他“身骑米剌散的良种淡黄马，绕圣主成吉思汗合罕的宫帐三圈儿，挥刀劈帐顶，说道：‘你是速图之身的白帐，我是速台的后裔脱欢。’”

蒙古史学者乌兰考证说，“速图”专指成吉思汗，而“速台”则是对成吉思汗后妃的尊称。如此足见，退守草原后，因蒙古黄金家族的内斗，被草原人士奉为“圣主”的成吉思汗祭祀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不仅如此，由于北元势力不断衰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还成为草原各部争夺的对象。各部族首领甚至公开宣称，拥有“八白室”汗权才具有说服力。因此，当脱欢死后，其子也先加号为“大元天圣大可汗”时，才创造了唯一一次非黄金家族后裔在成吉思汗灵前即位的历史纪录。

也正因为成吉思汗的神圣不可侵犯，据《蒙古源流》记载，曾对“八白室”犯下不可饶恕错误的脱欢后来遭到了成吉思汗神灵的射杀：“只听圣主的金箭筒‘啪’地发出了响声。向那厢一看,金箭筒中孔内有一支鈚箭在颤动着。当即，脱欢太师的鼻子和嘴里冒出了鲜血，他慌乱不知所措。当有人给他脱下衣服，让他恢复知觉时，大家看见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显出了箭痕。到主上的箭筒跟前去一看，只见中孔内有一支鈚箭的铁扣两边沾上了血迹。四十蒙古、四瓦剌两方的人都说，圣主不高兴了。”

脱欢临死之前，叫来儿子也先，说道：“具足福荫的男家传下了男子汉，具足福荫的女家却不能保护。为了寻找具足福荫的祖母而来，反被圣主弄成这副模样。”也就是说，蒙古大汗的汗位只能在黄金家族中传承，蒙古人只有虔诚地尊敬成吉思汗才能获得来自他的庇佑，否则触怒了圣主，就会落得跟脱欢类似的下场。

尽管这则历史记录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但不难看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蒙古人希望借助成吉思汗的神话来维护草原的统一。

在成吉思汗神话的带动下，16世纪初，蒙古历史上又出了一位英雄，他是成吉思汗的第15世孙，人称“达延汗”的巴图蒙克。

▲达延汗画像。图源：网络

巴图蒙克毕生致力于统一蒙古的事业，在祖母辈的满都海彻辰夫人的协助下，率兵征服瓦剌，迫其西迁，重新统一了蒙古草原。作为达延汗的右翼，东蒙古济农（亲王）巴尔斯博罗特出兵河套，迫使明朝边镇内迁，重新统一了鄂尔多斯草原。随即，世代守护在“八白室”周边的达尔扈特人南下，定居鄂尔多斯。鄂尔多斯草原因“八白室”的到来，从此成为蒙古族的圣地。

后金天聪八年（1634），达延汗的后裔林丹汗在青海病故。次年，林丹汗之子额哲率家眷归顺后金。考虑到成吉思汗影响广泛，深知蒙古勇士尚武好斗的满清统治者不敢怠慢，于是制造了“满蒙同源”论，将蒙古民族30多个部落分割成160个旗，化整为零，分而治之。“八白室”所在的区域被命名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俗称郡王旗），封忽必烈后裔额璘臣为札萨克多罗郡王。

多年后，康熙皇帝又通过《理藩院则例》，将在鄂尔多斯的“八白室”定义为成吉思汗陵园，并每年给予达尔扈特人专项俸禄，以资其祭祀及生活之用。

在清朝统治者的支持下，“八白室”此后在郡王旗的巴音昌霍格河畔定居了近三百年。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才再次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道路。

1938年，日军占领包头后，将矛头指向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的“八白室”。那时，日军为了分裂中华，在草原上找到德王、扎王等几个蒙古王公，后来扶植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于“八白室”具有统一草原的汗权象征，日军便萌生了盗取“八白室”的想法。

关键时刻，管理鄂尔多斯的伊克昭盟当局从留日的蒙族学生那里得到日本人的进攻计划，大为震惊。为保“八白室”万无一失，原成吉思汗陵济农、伊克昭盟盟长沙王紧急求助蒙藏委员会，并报请国民政府，要求移陵。鉴于当时全国抗战形势严峻，再加上移陵之事手续繁琐，故政府接到沙王的报告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同意他的提案。直到1939年初日军开始进攻伊克昭盟，当局才最终同意了沙王的请求。

1939年6月10日，成吉思汗起灵祭典在郡王旗举行。作为草原圣主，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要离开他“统治”了七百余年的蒙古草原，对四方的震撼程度可想而知。

天刚蒙蒙亮，伊克昭盟的草原上已是人头攒动。不少人在载着银棺的灵车发动时，边流泪边奔跑，直到远方的身影完全消失才失望而归。成吉思汗灵车所经之处，各地方军政、各界代表均前来祭祀并表示欢迎。灵车抵咸阳，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早早等在城外，步行祷告。而作为晋陕绥边区的军政长官，邓宝珊将军更遣所部二百武装军人随行护送，直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大佛殿前，这支带着誓死守护任务的队伍才停下了脚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将成吉思汗灵物奉请至青海塔尔寺。

1953年底，应蒙古族百姓的请求，中央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重新迁回伊金霍洛（郡王旗）。三年后的1956年，成吉思汗新陵园落成，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成吉思汗陵。从高空俯瞰，整个新陵宫就像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象征成吉思汗勇往直前的精神。新陵宫既保留原来“八白室”的造型，又兼具现代设计感，从远处眺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拥有三个由金黄琉璃瓦盖成的穹形宝顶，绘有蓝色云图，寓意陵墓主人曾坐拥草原。